“近一年来，我们怀着真诚的态度，寻求跟美国政府沟通，针对他们所提出的顾虑提供解决方案。但美国政府罔顾事实，不遵循正当法律程序，甚至试图强行介入商业公司谈判，我们宣布正式通过诉讼维护权益。”近日，字节跳动发布声明，正式起诉美国政府。

8月3日，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要求TikTok（抖音海外版）出售给美国企业，否则将被禁止在美国运营。从科技企业华为、中兴、海康威视等，到互联网企业昆仑万维和抖音海外版，越来越多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同时，面临诸多法律风险。

中国企业面临法律风险时能够通过哪些方式救济？如何从被动化解到主动防范？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吕红兵接受《法治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国企业在海外发展业务难免碰到各种法律风险，个别国家政府动辄采用所谓“法律性的手段”叫停交易、不予批准、强行收购、逐出市场、干预经营，中国企业不仅要“洁身自好”，也要善于运用法律武器，未雨绸缪、时时防范，才能行稳致远。

海外投资风险增大

8月21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作出针对中国无人机企业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的“337调查”终裁：不会发布禁令。时隔两年，关于大疆及其关联公司在对美进出口或在美销售的无人机及其组件侵犯其专利权的指控最终被否决。

对大疆公司的调查结果令人欣喜，但很多企业却没有那么幸运。“337调查”几乎成为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永远的痛，很多企业被打压后在美国市场一蹶不振，有的甚至销声匿迹。

美国科文顿·柏灵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冉瑞雪律师说，以前，中国企业“出海”，知识产权常常是弱项。中国企业应该提前在目标国家或地区进行专利布局、购买相应的专利等，或者采用规避设计绕开相关专利，产品再走出去。

除了知识产权方面的法律风险外，近年来，中国一直是企业遭受反补贴和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

“在贸易保护和管制措施方面，中国企业受到的压力也在不断加大。以反倾销反补贴这类贸易救济措施为例，美国、欧盟针对中国的调查裁定的倾销税率和补贴税率畸高，而中低端制造业没有这么高的利润支撑这些关税。”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管理合伙人黄宁宁说。

吕红兵告诉记者，中国企业走出去所到的一些国家法律制度并不完善，执法随意性和变化较大，或者通过颁布法律对境外投资者的跨国并购投资设置特别条件和程序予以限制，导致企业的海外投资风险增大。在这个过程中，律师作为企业的贴身服务者，最了解企业的投资需求，最理解企业的商务战略，最懂得企业的治理结构，最知悉企业的风险防范。因此，律师的服务不仅在事后，更要在事中和事前。

国际仲裁渐成首选

“我曾经代理一家大型国有化工企业应对新加坡国际商事仲裁案，对方指控中国企业抄袭其公司的技术秘密，要求赔偿数亿美元的损失。中国企业听取了律师的意见，及时、完整地披露书面证据，最终以较低的代价迫使跨国公司和解。”这场中国高端制造企业在国际商事仲裁中难得一见的“大胜仗”，让天同律师事务所律师顾嘉至今难忘。

面对可能出现的跨境商业纠纷，如何做好参加跨境争议解决的准备成为很多中国企业的当务之急。目前，跨境争议解决基本可以分为外国法院诉讼、国际仲裁、国际调解和解3种。国际仲裁凭借其独有的优势，成为中国企业解决国际商事纠纷的首选。

“在外国法院诉讼，平均结案时间在15个月以上，一个官司拖个两三年太正常不过了，还需要支付昂贵的诉讼费用，有时赢了官司输了钱。因此，我会建议客户通过调解或仲裁的方式解决。”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北美法律事务中心主任付英说，在外国法院进行诉讼，即便案件胜诉也面临执行难问题。

“国际商事仲裁是中国企业常用的跨境商事争议解决方式，仲裁裁决可以在《纽约公约》160多个缔约国得到承认与执行，而境外法院生成的民商事判决很难得到承认与执行，除非有两国之间的双边民商事承认与执行条约或者双方法院之间曾经根据互惠原则承认过对方法院的民商事判决。”付英解释说。

尽管在争议的解决方式上中国企业多以仲裁为优先选择，但仍面临败多胜少的尴尬局面。

“在合同谈判过程中，一些中国企业更多关心合同内容本身，压根不考虑仲裁问题，仲裁机构、仲裁地选择随意，经常是协议模板怎么写就怎么签。殊不知，有心的对方已经趁机埋好伏笔。”付英告诉记者，缔约阶段不重视合同争议条款的选择、争议产生后不参与仲裁程序、不熟悉仲裁规则等因素，都是导致中国企业胜诉率低的原因。

顾嘉坦言，在很多跨境商事合同中，中国企业都签有仲裁条款。然而，一旦遭遇国际商事仲裁，有些企业却将国际商事仲裁视为“外国的法律把戏”，不遵守国际商事仲裁规则。因此，中国企业希望提高胜诉率首先需要端正态度，学会遵守并掌握国际商事仲裁规则。

被动应对变主动防范

在疫情风险和政治环境的双重考验下，2020年上半年，华为公司实现销售收入人民币4540亿元，同比增长13.1%，净利润率9. 2%。而这背后，华为的全球法律风险管控至关重要。

华为对于内外部的合规要求极为严格，整个法务部的员工有500多人，每类合同都要制订合同模板，每个合同都要经过法务部门的评审，没有法务部的签字就签不了合同。

“一旦企业在市场上优势明显，就应该警惕来自竞争对手的诉讼风险。因为，以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和商业秘密作为竞争武器，在商战中屡见不鲜。企业应该大力布局，做好专利和商业秘密的诉讼预警和诉讼准备工作。”冉瑞雪说。

在黄宁宁看来，一味地逃避或采取规避手段都是不对的，会给企业持续经营带来严峻的挑战。

“合规文化的培养和重视非常重要。外部律师在合规方面能够给予企业的帮助很大，可以未雨绸缪地帮助企业完成风险控制和风险保护。”黄宁宁说。

“中国企业要想防范可能遇到的法律风险，最本质、最基础的，还在于规范自己的海外经营行为。个别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存在不遵守东道国法律与文化传统、经营行为不规范等现象，这些少数企业的行为对中国企业整体的国际形象造成损害。”吕红兵建议，进一步加快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和完善，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的竞争、海外经营行为进行规范和指导。

除此之外，律师在合规等方面能够给予企业很大帮助，对企业预防和控制风险至关重要，中国企业也应及时转变思想观念，尊重涉外律师的专业意见。

顾嘉建议，中国企业在法律服务的采购上采取主动、提前的策略，需要花费一定时间培训其内部法务人员，真正重视法律专业人士的作用，不再将法律服务当作“成本”，而应当作可以防范巨大风险并挽回巨额损失的“挣钱工具”，这样中国企业才能化被动为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