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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浪淘沙始见金 不忘初心再出发——专访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合伙人会议主席付洋

核心提示: 1988年,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工作了9年的付洋,创建了康华律师事务所(1989年12月更名为康达律师事务所),开启了其律师职业生涯。

8月,北京中国大饭店,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迎来了成立30周年庆典。1988年,在全国人大法工委工作了9年的付洋,怀着为法治建设事业添砖加瓦的家国情怀和中国律师的社会责任,创建了康华律师事务所(1989年12月更名为康达律师事务所),开启了其律师职业生涯。

在付洋的感召下,一大批有着同样梦想的法律人加入了康达的创始团队。他们是一批正直、热情、向上,来自于国家机关、司法战线、法学院校的有理想、有抱负青年。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此后的30年间,康达从京城发端,一路披荆斩棘,走向全国,先后在西安、深圳等建立了13家分所,现拥有700余名执业律师、上千名律师助理。康达30年,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国家法治建设和中国律师业发展的投射。其发展历程,可称整个中国律师业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

在这急剧变革的30年间,康达能够在中国法律服务市场基业长青、领军于中国律师第一阵营,被认为与康达具有的“红色基因”分不开,也与他们所共同秉持的文化和使命、赖以发展的人才与制度分不开,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其法律服务足以得到市场的充分认可。康达现任主任乔佳平说:“康达的律师最擅长啃硬骨头。”这应当是对康达文化的又一种诠释与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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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付洋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

在“康达法律论坛”的间隙,合伙人会议主席付洋先生接受了中国商报·法治周刊的独家专访,抚今追昔,挥斥方遒,付洋指出,他最大的感触是改革开放成就了康达,“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不会有康达”。

改革开放成就了康达

中国商报·法治周刊:改革开放的第十个年头,在中国律师行业复兴的初期,您牵头创办了康达律师事务所。30年来,您带着康达的同仁在中国法律服务市场探索、搏击、潜行,沉淀了岁月的印记、价值。我们很好奇,三十而立的康达是什么模样?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付洋:现阶段,在规模上,康达已是一家逾千人的大所,有在册执业律师700余名;除了北京总部外,从南往北在海南、深圳、广州、杭州、成都、上海、苏州、南京、西安等一线城市设立了13家分所。尽管体量较大,在国内律所中位居前列,但其实我们一直秉承着“适度规模化、强化制度化”的理念,绝不会无限制扩张,乃至损害自身以及整个行业的发展。

中国商报·法治周刊:30年筚路蓝缕,30年砥砺前行。回首过往,您还记得当初创办康达时的情景和初衷吗?这一路走来,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付洋:30年,对于整个历史长河而言并不算长,但对于个人来讲却弥足难忘。1979年之前,我下过乡,当过农民、工人,也做过老师。1979年,我在全国人大法工委主要从事立法工作,见证并参与了中国法律体系从无到有的历程,诸如宪法、刑法、民法通则、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公司法等40余部重大法律的讨论、通过和修订。那是激情燃烧的岁月,身边的所有人都在为中国的法治事业而奋斗,给正在变革中的社会、经济提供法律上的思考、保障。

在法工委的9年,使我萌生了一个想法,想看看法律在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运用情况。恰好,彼时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康华发展总公司,总公司有领导找到我,希望我能到康华总公司主持法务工作,这与我尝试实证法律实务工作的想法不谋而合。到康华后,我请总公司与司法部协商,设立了由司法部与康华总公司双重领导的康华律师事务所。其后,康华律师事务所改由司法部直属领导,更名康达。其后的30年,康达始终保持与国家法治建设和中国律师业发展的高度一致性及同频性。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战略方针。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民主法制建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律师业的可以说是日新月异,理论和实证的深度及广度不断提升。我深深感到,正是改革开放成就了康达,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康达的今天。

康达独特的文化传承

中国商报·法治周刊:正如您所说,康达这30年与国家的法治建设和中国律师业的发展是同步的,康达的发展历程就是中国律师业发展历程的一个缩影。请问,在这30年的发展历程中,康达经历了哪些关键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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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管委会主任乔佳平向付洋主席颁发终身成就奖。

付洋:康达最关键的时间节点有两个,其一,2000年,从司法部隶属的“国办所”改制为“合伙所”。1999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清理整顿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的通知》,要求所有经济鉴证类社会中介机构都要进行改制,与政府脱钩。康达积极响应国务院办公厅的号召,进行了改制。康达刚刚成立时是国资所,国家并没有投资,从创立伊始,康达就是独立核算、自收自支、自担风险,该运行机制本质上已经逐渐与合伙所并轨趋同,亦是法律服务市场的本根要求。2001年,康达顺利脱钩,整体改制,人员没有离散,基本架构更为坚实,肌体更加稳健。

其二,2015年,本人和几个老同志退出一线,由乔佳平接任事务所主任,让更多的中青年人承担责任,完成了康达的交接班。年青一代更富朝气、创新和担当,由教育背景过硬、实践经验丰沛、管理成绩突出的人来管理康达,我很放心,康达再次获得升级。

中国商报·法治周刊:大浪淘沙始见金。康达砥砺前行的30年间有些律所消亡了,有些律所在崛起,而康达能够稳稳地在中国法律服务市场上基业永固,请问,康达的秘诀是什么?

付洋:如果非要说有秘诀,那就是康达在这30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建所伊始,创始合伙人就满怀着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事业添砖加瓦的家国情怀,律师职业对于我们来说,是为之奋斗的事业,是参与国家法治建设的一种具现形式。这个初衷、使命感、价值观,我们始终信守并加以传承。此外,就是康达在漫长的岁月里沉淀下来的开放、包容的文化、格局。康达非常注重人和,坚守“以人为本,包容、谦和、自由、和谐”,这是康达的品格,也是康达真正的气质。“三十功名”,康达从最初的探索前行,到今天的良好发展,是依靠互相扶持走过来的。“八千里路”,康达的特殊文化气质的养成,靠的是人文精神,以及老一辈律师的传帮带。

康达的发展和规划

中国商报·法治周刊:经过30多年的发展,中国律师事务所面临着愈发精细化的专业分工、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以及越来越复杂的新新事物、新领域。在这种情况下,康达的未来规划是什么?

付洋:康达从2017年开始实施自己的五年规划,大致上分为制度化建设、规模化建设和专业化建设几个阶段。2008年,康达的内部运行机制、规章制度都已基本成型。在我的提议下,康达把逐步形成的规章制度抽骨取精,并编辑成册。康达是一家综合性的律师事务所,30年间,处理的重大疑复案件已逾万件。争议解决、资本市场、政府事务是康达的传统优势业务领域,而在现阶段,康达的破产、保险、知识产权、银行金融、国际租赁、海商海事、国际仲裁等业务领域亦在高速成长中。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以及涉外业务体量的进一步扩展,康达的年青一代秉持“专业、务实、严谨、创新”的精神,对时代的步伐和潮流保持高度关注。当下,康达的管理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口。康达强调的是规模化、制度化、团队化,引申开来就是,规模的扩张需要制度来进行保障,而再好的制度也需要团队来落实。而且,康达的管理层未来也会越来越年轻化。在分配制度方面,康达正在尝试进一步量化对律师们的考核,进一步提升内核。

中国商报·法治周刊:“百年大所”是很多律师事务所的目标,康达的底气何在?在康达未来的发展中,您觉得还有什么需要特别注意的?

付洋:现在谈到的“百年大所”,是种理想,是我们追求的目标。建“百年大所”的底气,和上面提到的康达能在法律服务市场基业长青30年的基石、传承密切相关,在这里还应强调的是:第一,从创立之初,康达的核心管理团队就非常稳定,过去30年基本成员都在。其原因在于,他们具有坚定的理念和责任担当。加之他们的人格魅力,吸引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优秀人才,从而使我们的领导团队也比较稳定。第二,就是前面提到的以人为本的文化。第三,工匠精神、前瞻设计、制度跟进。无论何种业务,康达都要求精雕细琢、严格管理,并根据国内外市场的需求迅速做出反应,出台相应的策略,控制风险,避免偏差。多年来,康达靠突出的业绩和优质的服务在行业内站稳了脚跟,也赢得了市场。未来,康达也将一如既往。第四,人才培养。我们坚持认为,在人才的培养方面需要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是老一代康达人发自内心的共同认识。律师的个人创收只是一个量化指标,而不是核心指标。我们更愿意培养将律师当成事业、有社会责任和担当的年轻人。当然还有一点,那就是要培养复合型人才,这也是必须要做的。同时,针对现代科技的发展,我们也在尽可能为年轻律师提供技术支持,并锤炼他们的技术能力。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制度设计和利益关系的平衡,而我们有这方面的智慧和经验——解决问题,是律师的天职。

律师行业的发展,离不开具体时代的要求,而我们的律师业务正是顺应这个时代的变迁而生。我们已走过了一个特殊的时代,从无到有、从弱到强,虽然还有诸多不足,但毕竟已成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一支重要队伍。未来必将会对我们这支队伍在专业性、规范性上提出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我们也应更多地思考自身的道德标准、职业定位和目标追求等问题。我们要紧抓时代脉搏,在不断提高自身修养的同时吸纳更多优秀人才加入队伍,不忘初心、砥砺前行,开创中国律师业发展新篇章。

著名作家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在其著作《魂断阿尔卑斯山》中说:“我们一直用我们睁开的双眼眺望,只为寻找自己,然后努力生长,力争成为森林。”期待康达能够成为森林,更具气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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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功名”,康达从最初的探索前行,到今天的良好发展,是依靠互相扶持走过来的。

康达大事记

1988年

8月20日,经司法部(88)司发公函字第202号文件批准成立康华律师事务所。

付洋任事务所主任,郑小虎任办公室主任。在北京春秀路空军干休所设址办公。

12月6日,成立党支部,郑小虎任党支部书记。

全年承接法律事务71件,其中法律顾问13件、刑事6件、民事20件、经济16件、顾问13件。职工人数为27人,其中律师22人。

1989-1990年

12月13日,司法部(89)司发律函第426号批准康华律师事务所更名为康达律师事务所(英文名称为CHINA KANG DA LAWOFFICE),是由司法部管理的直属事业单位。

1989年全年承接法律事务156件,其中法律顾问33件、刑事18件、民事31件、经济64件、非诉10件。职工人数为33人,其中律师28人。

1990年承接法律事务109件。职工总数36人,其中律师31人。

1991-1993年

新一届所务会成立。

成为中国首批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的律所。

深圳办事处成立。

西安办事处成立。

1993年7月1日,迁入北京工人体育馆红楼办公区。

1994-1996年

西安分所成立。

深圳分所成立。

海南分所成立。

上海分所成立。

1997-1999年

广州分所成立。

贵阳分所成立。

福州分所成立。

南京分所成立。

杭州分所成立。

2000-2001年

2000年4月,沈阳分所成立。

2000年9月17日,在北戴河召开首次申请合伙人会议,康达律师事务所整体改制为合伙制律师事务所。

2001年6月14日,北京市司法局审核同意康达律师事务所名称变更为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2002-2004年

2002年10月赴山西太原参加“彭真同志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活动。

山东正洋律师事务所、山西尚和律师事务所加入康达律师所。

北京同维律师事务所并入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

青岛分所成立。

2004年全年承接各类法律事务首次突破1000件,达1377件。

2005-2007年

被评为北京市优秀律师事务所。

太原分所成立。

2008-2010年

2008年2月被授予北京市朝阳区“法律服务进社区工作先进集体”。

2009年4月,经北京朝阳区律师党委批准,康达党总支部成立。同年6月康达党总支部被朝阳区律师党委评为“五好”党支部、先进党支部。

获得北京律师行业2010年度公益大奖。

2011-2013年

菏泽分所成立。

成都分所成立。

2012年6月,被北京市司法局、北京市律师协会评为“北京市律师行业创先争优先进集体”。

2012年全年承接法律事务1850件,职工人数为488人,其中律师322人。

2014-2016年

2014年10月迁入首开幸福广场办公区。

2014年12月,成立民法委员会、刑辩专业委员会、金融专业委员会等11个专业委员会,为以专业划分部门做准备。

2015年,律所专门委员会扩充到了8个,现有人事委员会、证券委员会、风险控制委员会、财务委员会,新增战略委员会、宣传委员会、专业发展委员会、分所工作委员会。

2016年5月12日,经北京朝阳区司法局备案,康达律师事务所由私营普通合伙制变更为特殊普通合伙制,设立资产增加至2000万元。

2017-2018年

苏州分所成立。

广东分所重组完成。

沈阳分所重组完成。

中共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党委成立。

呼和浩特分所成立。

现在

律师及助理已超千人。

在13个地区设有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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