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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加一人有限公司股东连带责任破解“执行难”

执行难是众所周知的“老大难”,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一系列规定严厉打击老赖,各地法院针对执行难也是十八般武艺上阵,并且在近期确实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但是执行难仍然困扰着众多申请执行人。笔者近期办理的一起案件,在执行程序中成功地追加一人公司股东为被执行人,从而成功破解了该案的执行难困局。

基本案情

甲公司与乙公司均为天津市物业服务公司,经协商,双方于2014年3月15日就乙公司承包甲公司原服务的两个小区(以下简称涉诉小区)签订了承包合同,承包期限为3年,承包期间为2014年3月20日至2018年3月19日。

协议签订后,乙方进入到合同约定的涉诉小区提供物业服务。2015年7月1日,经甲乙公司协商,乙方停止为涉诉小区服务,双方签订了交接协议,鉴于物业费收取期间的特殊性,交接手续约定:2015年7月1日前的物业费、车位费由乙公司收取,2015年7月2日之后的车位费、车位费由甲公司收取。

达成交接协议后,乙公司拒绝返还其在为涉诉小区提供物业服务期间收取的按照交接协议应当归甲公司所有的部分物业费及车位费,因双方未能达成一致,故提起了诉讼。

2015年7月17日,甲公司向天津市河东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一审法院)起诉,要求乙公司(起诉时乙公司类型为一人公司,股东为王某一人并且担任该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及乙公司股东王某连带返还按照交接协议属于甲公司的部分物业费及车位费。

经审理,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甲、乙二公司就涉诉小区签订的物业承包合同合法有效,应当受法律保护。按照双方签订的交接协议,2017年7月1日后,乙公司不再为涉诉小区提供物业服务,应当将多收取的物业费及车位费返还给甲公司。对于甲公司要求王某承担连带责任一节,一审法院认为,王某系乙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代表法人进行民事活动的自然人,根据合同的相对性,要求王某承担连带责任依据不足,基于此,一审法院判决乙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甲公司返还物业费、车位费共计人民币300112元,驳回甲公司对王某的诉讼请求。

一审判决做出后,甲公司未提起上诉,乙公司不服,向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二审法院)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经过审理,认为原判决并无不当,遂做出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判决。

判决生效后,甲公司依法向一审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经一审法院执行庭查询,乙公司名下并无可供执行的财产,执行陷入了僵局。

陷入绝望的甲公司找到了笔者。经过详细询问,笔者了解到,乙公司确实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但是王某名下有房产及车辆,足以偿还乙公司所欠甲公司的债务。为了稳妥起见,笔者到乙公司注册地区的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查询乙公司的内档,证实乙公司在所负债务期间确实为一人公司,股东与法定代表人均为王某一人。上述事实得到确认后,笔者遂代理甲公司向一审法院执行庭提出追加王某为被执行人的申请。经审查,一审法院执行庭认为,乙公司成立于2006年10月20日,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注册资金为60万元,股东及法定代表人均为王某。在执行期间的2016年9月,王某与其配偶李某、案外人张某达成股权转让协议,王某将其在乙公司占有的90%股份转让给了案外人李某、10%股份转让给了案外人张某。同日,乙公司提起公司变更登记申请,变更公司法定代表人为李某,将公司类型由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独资)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于是,做出了追加王某为被执行人的裁定。

而追加王某为被执行人后,王某不服,向一审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之诉,要求撤销一审法院做出的准许追加王某为被执行人的裁定。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乙公司原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而在甲公司申请执行后,原股东及法定代表人王某进行了股权变更,将全部股权无偿转让给了案外人李某及张某。王某与李某系夫妻关系,王某与张某系朋友关系,王某未在法院的限期内提供股权转让时相关资产审计的证据,王某向本院提交的证据也不能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的财产,故王某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对王某的各项诉讼请求不予支持,遂做出了驳回王某诉讼请求的判决。

王某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要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支持王某的诉讼请求。二审法院经过审理后认为,乙公司原系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该公司的股东和法定代表人王某在甲公司申请强制执行后才将全部股权无偿转让给了案外人并变更了公司形态,目下王某和乙公司在仅仅提供单方记账凭证的情况下,一审法院认定现有证据不足以证实王某个人财产独立于乙公司并无不当,应予维持。虽然王某在二审口头提出了审计申请,但因乙公司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进行年度财务会计审计,且不具备审计条件,故对其该项申请法院不予支持,遂做出驳回王某上诉请求,维持原判的判决。

法律分析

本案涉及到了四个争议焦点,一是追加王某为被执行人连带承担甲公司诉乙公司、王某返还物业费及车位费案(以下简称返还之诉)中返还责任与生效判决中确定的王某不承担责任是否相矛盾;二是王某能否提起执行异议之诉;三是王某提供的乙公司的财务账册本身能不能证明其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四是王某是否可以在二审庭审时提出对其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的申请以及进行财务审计所需要的相关材料。笔者针对本案的争议焦点做一个简单分析:

一是如前文介绍,在返还之诉时,甲公司已将王某列为被告,但是法院最终没有判决王某对乙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现甲公司在执行程序中追加了王某作为被执行人,王某需要对乙公司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笔者认为,甲公司在返还之诉中判决王某不承担连带责任并不影响甲公司在执行程序中追加其为被执行人,因为返还之诉判决对执行异议之诉没有既判力。既判力是指法院的终局判决和没有在规定期限内提出上诉的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和法院均受判决的拘束,当事人不得主张与之相反的内容,法院不得做出与之内容相反的新的判断,当事人和法院都得服从和尊重法院代表国家所做出的法律判断。但是既判力与实体权利义务没有任何关系,具体到本案来讲,返还之诉没有判决王某承担责任只是甲公司在举证环节没有达到法律规定的要求,并不是因为王某没有实体上的义务。

二是王某提出执行异议之诉的依据。2016年12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执行中变更、追加当事人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条指出,作为被执行人的一人有限责任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务,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自己的财产,申请执行人申请变更、追加该股东为被执行人,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又根据上述规定第三十二条被申请人或申请人对执行法院依据本规定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七条至第二十一条规定做出的变更、追加裁定或驳回申请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执行法院提起执行异议之诉。具体到本案来讲,乙公司作为一人公司,王某作为该公司的唯一股东并且债务发生在王某作为一人公司股东期间,甲公司是有权利追加王某为被执行人的。当然,王某也有权利基于上述规定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之诉,以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三是王某及乙公司向法院提供的乙公司自己的财务账册不能证明王某的个人财产独立于公司财产,这是因为,首先,乙公司提供的财务账册均是自己制作的,真实性值得商榷;其次,乙公司并未向法院提交收取物业费及车位费等相关的原始票据以佐证其财务账册的真实性。

四是关于对审计申请的提出时间的要求,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二十一条,当事人申请鉴定,可以在举证期限届满前提出。申请鉴定的事项与待证事实无关联,或者对证明待证事实无意义的,人民法院不予准许。申请对乙公司进行财务审计是相当于为王某举证,而王某在一审法院时并未提出。其次,即便是二审法院准许王某进行财务审计,王某及乙公司无法提供原始的收费票据,审计机构也无法对乙公司的财产是否独立于王某个人进行审计。因此,法院认为没有对乙公司进行财务审理的必要性是正确的。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法院做出的判决是正确的,本案一开始由于甲公司的“疏忽大意”,对返还之诉的一审判决没有上诉,出现了执行难的局面。而我们通过不懈努力,认真梳理全案事实,最终选择追加了王某作为被执行人,使得生效判决得以顺利执行,破解了本案的执行难问题、捍卫了生效判决的权威、维护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作者单位:天津君朋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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