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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举证时限制度彰显司法权威

2013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次将举证时限制度写入民事诉讼法,以法律的形式将该制度确定了下来。其实,早在2002年施行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就已经对举证时限制度有所规定,也使得该制度在理论和实务界都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与争议。

由于原有制度存在规定过于超前、配套制度缺失等一系列问题,以至于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运转不良,甚至被架空。民事诉讼法此次修法,不仅提高了对举证时限制度规定的法律位阶,而且对该制度进行了相关的修正,以求弥补原有制度的缺陷和不足,最大限度地发挥其促进诉讼、提高效率的作用。

举证时限制度内涵

举证时限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向法院提供证据的期间。当事人必须要在法律规定或法院指定的期间内提供证据,逾期提出证据的将承担对其不利的法律后果。举证期限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一定的期限,即由当事人商定或法院指定的一定的期限,在该期间内,当事人可以向法院提交证明其诉讼主张的证据;二是法律后果,即指逾期举证所产生的不利的法律后果。

2013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5条对举证时限制度进行了明确规定,其对我国原有的举证时限制度进行了修正。该制度不再以证据失权作为逾期举证的唯一后果,故证据失权亦不再是举证时限制度的核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101条、102条对举证时限制度的具体适用做出了进一步的规定。

自我国在民事诉讼法领域引入举证时限制度以来,关于该制度的讨论就未曾停止过。而且随着司法实践的深入,旧举证时限制度中因证据失权的规定而广受诟病,该制度是实施还是废止、修正还是搁置,已经成为我们民事证据制度发展的一个“疑难杂症”。

举证时限的设置改变了我国民事诉讼法中长期以来一直实行的证据“随时提出主义”,使证据资料的提出由原来的随时提出改为适时提出,以提高诉讼效率,防止举证迟延和突袭,是我国民事诉讼理念从重实体公正向程序公正的一次转变。

举证时限制度在设立之初规定了严苛的法律后果(即证据失权),追求绝对的程序公正,一旦当事人未在举证期间内提交证据,就导致该证据不再具有合法性,即使该证据是认定案件事实的主要证据也不能作为判案的依据。有学者认为,失权虽然导致了当事人诉讼权利的丧失,但却是具有正义性的制度安排。尽管从诉讼效率和程序正义的角度看实行证据失权有其合理性,但关键证据的失权往往会导致当事人实体权利的根本损害。无视当事人的举证能力和证据背后隐藏的真正事实,就很可能导致过于强调程序公正而对实体公正造成严重的冲击,不利于在发现真实的基础上做出裁判,也不利于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实际上是一种机械的司法行为,在伤害当事人权利的同时也损害了司法权威。

在此,程序公正与实体正义发生碰撞,其紧张关系主要集中在证据失权的适用上,为了调和二者之间的矛盾,新举证时限制度改变了旧举证时限制度中“证据失权”的刚性规则,在证据失权之外又规定了其他法律后果,体现了对程序公正和实体正义的一种价值权衡。

他山之石 只能借鉴

举证时限制度,源于西方的证据失效制度,对于我国民事诉讼法而言属于“舶来品”。

在德国,一般认为证据失权的要件包括:首先,法官对案件实施了审前准备。德国民事诉讼法为法院规定了两种准备方式,即先期首次期日和书面准备。在准备程序中,法官为当事人确定相应的期限提交证据。其次,逾期提出导致诉讼迟延。对当事人逾期提出的诉讼资料,法院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予以排除,逾期提出并不必然造成诉讼迟延,所以法院还需要区别逾期提出对诉讼进展的不同影响,如接受逾期提出必定造成诉讼迟延的,可能会让其失权,而对不致于延误诉讼的则不得做出失权决定。再次,当事人逾期提出有重大过失。即当事人在主观上须有可归责性。当事人逾期提出攻击和防御方法有复杂的原因,当事人的诉讼能力有时也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因此仅仅由于逾期提出客观上会延滞诉讼就使之失权,不问当事人主观方面的缘由是有违公正的。在司法实践中,德国的宪法法院和上诉法院曾经多次撤销因迟延而拒绝接受当事人提出的攻击和防御方法的判决。宪法法院认为,拒绝考虑迟延提出的攻击和防御方法违反了宪法所规定的“禁止法院做出武断的裁决”,并且与宪法所保障的“向法院申诉”的权利相抵触。

美国民事诉讼程序划分为审前程序和审理程序两部分,其中审前准备程序用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审判所用的时间,繁冗漫长的证据开示阶段即为“重头戏”。为了防止诉讼拖延,美国法院通过召开审前会议的方式加强对审前程序的管理,在最后一次审前会议上,通过双方当事人协商,用协议的形式将争议点和证据固定下来,一旦固定下来,当事人在开庭时原则上就不能再提出新的主张和证据了。如果当事人在法庭上提出了未在最后一次审前会议上固定的主张和证据,法官为防止审判出现明显不公,还可以改变最后一次审前会议上做出的决定,让证据进入审判程序。可见,由于美国审前证据开示程序的发达以及法官自由裁量权的发挥,在美国发生证据失权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从国外的立法情况来看,无论是从学理上还是实务上它们对待失权的适用都持相当谨慎的态度,受许多条件和例外情形的制约,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一般应尽量避免采取证据失权措施。对逾期提出证据和攻击防御方法,失权与其说是原则,不如称之为例外。

我国举证时限制度发展的新路径

新举证时限制度的进步性。

首先,2013年1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5条是我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将举证时限制度确定下来,正式确立了证据适时提出主义,是我国司法制度的一大进步。长期以来,我国的民事诉讼法没有规定举证时限制度,仅仅在《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进行了规定,但此司法解释法律位阶较低,限制了举证时限制度的适用。

其次,新举证时限制度改变了以往证据失权“独霸天下”的局面,创作性地引入了训诫、罚款来部分替代证据失权的后果。对迟延举证者以制裁代替失权,可以督促、警示当事人及时举证,起到消除违法结果的作用。关键是这种替代失权的措施不会导致实体公正与程序正义的冲突,既能查明案件事实,又能制裁举证迟延的行为。法官根据当事人逾期举证的具体情形,发挥自由裁量权进行区别处理,这是立法精细化的表现。

应当警惕证据“随时提出主义”卷土重来。

旧举证时限制度令人“爱恨交织”的主要原因是证据失权的严苛。现在,修正后的举证时限制度不再以证据失权作为制裁核心,客观上使得更多的逾期证据名正言顺地进入到了案件的审理中。而且,法官为了保证案件审判质量,力求法律真实与客观真实相一致,定会尽量允许关键证据进入法庭,这样难免会使当事人产生“逾期提交证据没关系,挨骂能搞定,花钱能摆平”的侥幸心理。这不禁令人担心,随着证据失权适用几率的大幅降低,我国民事证据制度是否会倒退到证据随时提出的原有状态?

对此,笔者建议,对于确切查明逾期举证系当事人故意为之者,应当严格适用证据失权,将该证据排除在外,且不得因此作为二审、再审改判的理由,也不得定性为错案追究承办法官的责任。证据失权,作为举证时限制度制裁逾期举证的最后一道“屏障”,虽然应当审慎行使,但也不可投鼠忌器,使之成为一只“纸老虎”。唯有法院执法严明、自身硬气,才能真正发挥出举证时限制度的应有作用,树立起司法的权威。

(作者单位: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民二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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