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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人赖某行为是否构成传授犯罪方法罪

基本案情

2016年8月,被告人赖某通过网络与安装电子遥控作弊装置的人李某取得联系后,将此情况告知雷某,雷某让赖某通知李某到新疆。李某到疆后,赖某将李某介绍给了雷某。雷某遂与马某、武某联系,共同商议安装电子遥控作弊装置事宜。

2016年8月的一天晚上,李某、雷某及其他二人乘坐赖某驾驶的轿车,来到新疆乌鲁克垦区一家棉花加工厂的门口,李某、马某、武某翻墙进入该厂,将操控重量遥控接收装置安装在该厂地磅显示器上的九孔插头上。该装置安装好后,马某向李某、赖某支付了人民币20000元,赖某将操控作弊装置的遥控器交给马某。雷某、马某、武某三人协商该遥控器由雷某保管、操控。雷某等三人在利用遥控器给籽棉增重时,因操控问题致使籽棉不仅没有增重反而减轻了,打电话向赖某询问,赖某又与李某联系,得知了遥控器的具体操作方法后,遂向雷某等三人告知遥控器的使用方法。雷某利用电子遥控作弊装置先后给自己、马某、武某及他人增加籽棉重量,收取费用共计人民币43000元。经查实,雷某、马某、武某通过电子安装遥控装置共增重籽棉33720公斤。经过鉴定,涉案价值为人民币251225.81元。

本案在处理上存在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赖某的行为构成诈骗罪。理由是,犯意是赖某提出的,赖某在明知雷某、马某人想实施诈骗行为的情况下仍然提供犯罪工具,系教唆犯、帮助犯,应按诈骗罪的共犯进行认定。

另一种意见是,赖某的行为构成传授犯罪方法罪。赖某在本案中介绍李某与雷某等人认识,起到了居间人的作用。其为李某、雷某等人安装电子遥控装置提供交通工具,向雷某等人传授了遥控器的使用方法。赖某未参与雷某、马某、武某等人的诈骗行为,未分得雷某等人的赃款,其行为符合传授犯罪方法罪的特征,应按传授犯罪方法罪的从犯进行处罚。 

法律分析

需厘清两方面问题

笔者认为,要认定赖某构成何罪,需厘清两方面问题——

诈骗罪与传授犯罪方法罪的区别主要是:首先,侵犯的客体不同。前者侵犯的是公私财物的所有权,后者侵犯的是社会管理秩序。其次,客观方面的表现不同。前者表现为通过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被害人信以为真,“自愿”交出财物的行为;后者表现的是传授犯罪作案技能、经验。在传授时,他人可能有犯意,也可能没有。再次是主观方面的内容不同。前者是直接故意实施诈骗,且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后者则只是传授犯罪的技能和经验。第四是犯罪形态的构成标准不同。前者既遂指骗取对方财物,后者是只要实施了传授犯罪方法的行为就为既遂。

教唆犯罪与传授犯罪方法罪的区别主要是:首先,犯罪的客体不同。前者不是独立的罪名,它没有特定、统一的客体,教唆行为所侵犯的客体因其教唆的具体罪而定。如,教唆他人杀人的,教唆犯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后者侵犯的客体是社会治安秩序。其次,客观方面不同。前者表现的是激起他人产生犯意并予以实施的行为,不要求传授犯罪的具体实施方法;后者客观要件表现的是教给他人怎样实施某种犯罪的行为。第三是主体不同。前者的主体教唆他人犯刑法第十七条第二款规定的八种罪的,教唆人的年龄可以是年满14周岁的人,除此之外教唆其他犯罪的,教唆人必须年满16周岁;后者的主体必须是年满16周岁的人。第四是主观方不同。我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教唆犯直接、间接故意均可构成,而传授犯罪方法罪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教唆犯罪的故意是激起他人产生犯意并予以实施,传授犯罪方法罪的故意则是把具体的犯罪技能、经验传授给他人。

赖某是否构成传授犯罪方法罪

结合案情,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即赖某构成传授犯罪方法罪。理由如下:

赖某行为主观要件分析。从该案的证据分析赖某是否具有传授犯罪方法的主观故意,如赖某供述称,是雷某让其在网上联系安装电子遥控装置的人,想在给棉花加工厂交籽棉时增重。赖某为了赚取介绍费,就在网络上寻找。找到后,就和雷某说人(李某)找到了。李某到新疆通过赖某与雷某取得联系后,赖某驾驶自己的轿车为雷某踩点提供便利。电子遥控装置安装好后,赖某将遥控器交给了马某。在马某、雷某、武某使用电子遥控装置出现问题后,与赖某联系,赖某与李某通过打电话的方式掌握了使用方法后,遂电话告知三人遥控器的使用方法。可见,赖某明知雷某等人想通过电子遥控装置使其籽棉增重,达到骗取棉花款的目的,也知道雷某等人学会这种方法后可能予以实施。赖某在主观方面是故意,其希望雷某等人学会其所教的方法,同时明知其传授方法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却仍然放任该结果的发生。所以说,赖某的行为符合传授犯罪方法罪的主观要件。

赖某行为客观方面分析。传授犯罪方法罪的“传授”以及“犯罪方法”该如何理解与把握?

何谓传授?所谓传授,就是把学问、方法教给他人,使他人掌握和学会。对传授行为的理解不同,可能直接会影响到传授犯罪方法罪的罪与非罪的认定。在实践中,传授的方式多样化,可以公开或秘密传授,可以口头或书面传授,可以是直接动作示范传授,也可以通过电子媒介等其他方式传授。本案中,在雷某等人未掌握遥控器的使用方法时,赖某通过电话的方式(口头)将遥控器的使用方法传授给了雷某等人。对此,赖某的传授行为是明确的,应认定赖某具有传授行为。

何谓犯罪方法?判断行为人向他人传授是否属于犯罪方法,对于本罪的认定具有重要意义。至于如何判定行为人就某种具体方法向他人进行传授的行为的性质,主要应当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考察:其一,如果一种方法的应用范围只能是违法和犯罪,如扒窃技术,那么通常应当认定行为人的传授行为具备本罪的客观要件。其二,如果一种方法既可以用于违法犯罪,也可以用于正当合法行为,则只能结合对其的整体传授过程,根据社会的通常观念做出判断。本案中的电子遥控装置是工商管理部门明确打击、查处的对象,系非法装置,且赖某明知雷某等人想通过该装置骗取籽棉款。综合本案事实及证据,足以断定赖某传授雷某等人的是犯罪方法。

综上所述,赖某的行为符合传授犯罪方法罪的客观要件。

赖某的行为是否构成教唆犯罪

雷某等人的犯意是否是赖某激起的?本案中认定犯意是赖某激起的依据是其在公安机关做的第一次供述,再无其他证据加以佐证。在马某、武某的供述内容中均有雷某在案发前一年就有了通过电子遥控装置给籽棉增重的犯意,如安排武某学习开锁、给马某讲可以通过电子遥控装置给籽棉增重等。从上述供述内容来看,无法确认雷某等人的犯意是赖某激起的,赖某主观方面是为了赚取介绍费,将安装电子遥控装置的李某介绍给了雷某等人,将犯罪方法传授给了雷某等人,而非教唆雷某等人去实施犯罪。

从犯罪客体上看。传授犯罪方法罪作为独立的犯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教唆犯罪属于刑法总则规定的一种犯罪形态,不是一个独立的罪名,犯罪客体也取决于被教唆者所犯之罪侵犯的客体。在本案中,赖某故意传授犯罪方法的行为侵害的主要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而非诈骗罪中的他人财产权益。

在司法实践中,居间行为若构成犯罪,均是作为买家或卖家行为的共犯论处,属于从犯,未曾将居间行为作为独立行为处罚过。在立法上,刑法未将居间介绍传授犯罪犯法的行为作为一个独立罪名进行处罚。在理论上,居间行为本身具有联络性、沟通性、附从性、帮助性等从行为的特点,不能离开买家和卖家的主行为独立存在。因此,可以认定赖某的居间行为构成传授犯罪方法罪的从犯。

(作者单位: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生产建设兵团分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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