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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处传销人员应视具体违法行为准确定性

基本案情

2015年4月底,当事人汤某接到邱某电话邀请,接受并参与了“江阴星辰集团直销项目”,该项目的运营模式主要包括:加入该项目要先在该公司网站(藏宝网)注册成为会员,公司要求新加入的会员购买一定数额(具体分为3600元、7200元、12000元三种级别)的公司产品,每个级别会员具有不同的经营权限和提成比例。新加入会员需要介绍两个以上人员成为新会员并购买公司的产品,下线会员购买产品时上线会员可以获得货款的8%-15%作为提成,下线会员再发展的下线会员购买公司产品时上线会员也可以按照一定比例获得提成。

当事人汤某在公司网站上注册了会员,并汇款12000元在“藏宝网”购买产品,开始从事相关传销活动。后汤某通过努力又陆续发展了韩某、姚某两个下线会员参加该传销活动,获取了相应提成。韩某又发展了四五个下线会员,韩某发展的这些下线成员成为汤某参加“江阴星辰集团直销项目”的间接下线会员,汤某也由此获取了相应提成。

之后,江苏江阴警方破获了辖区内“藏宝网”电子商务平台涉嫌组织领导传销犯罪活动,并依法封存了相关货物和网络平台。因投资失败、矛盾激化,汤某被其介绍参加传销活动的下线成员以“诈骗钱财”为由扭送至公安部门,公安部门以当事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为由对其刑事拘留并继续展开调查。经深入调查,公安部门确认,当事人的相关行为不构成犯罪,遂将本案书面移送市场监督机关调查追究当事人汤某的行政责任。

案件分析

传销行为以欺诈方式蛊惑人心、骗取他人财物,违反社会的传统公序良俗,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影响安定和谐的社会环境,理应受到我国法律的沉重打击和严厉制裁。本案当事人汤某及其介绍的直接下线成员韩某、姚某等人及其他间接下线成员均积极参加了“江阴星辰集团直销项目”组织的传销活动,符合禁止传销条例第七条第一款第(二)、(三)项规定所指称的传销行为特征,均构成了从事传销这一违法行为,将遭到我国法律的相关惩罚。而公安机关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调查当事人的刑事责任是否意味着市场监管部门也应当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调查当事人的行政责任?当事人的行为究竟是涉嫌组织、领导传销行为还是涉嫌介绍传销行为?笔者认为,当事人的行为只是涉嫌介绍传销。

首先,公安机关只能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调查当事人。

我们不能因为“公安部门以当事人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证据不足”就认定当事人的违法性质一定是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违法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第二百二十四条之一——“组织、领导以推销商品、提供服务等经营活动为名,要求参加者以缴纳费用或者购买商品、服务等方式获得加入资格,并按照一定顺序组成层级,直接或者间接以发展人员的数量作为计酬或者返利依据,引诱、胁迫参加者继续发展他人参加,骗取财物,扰乱经济社会秩序的传销活动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传销活动犯罪只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而没有单纯的传销活动罪或者介绍他人传销活动罪,所以公安机关在查处传销活动类犯罪时,只要认为当事人的传销活动涉嫌犯罪,无论当事人的具体传销犯罪形态如何复杂,都只能以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进行立案调查。

同时,我们从罪名中也可以看出,只有传销活动达到较大规模、社会危害程度较重且当事人在整个传销组织和活动中居于领导、核心地位时才能构成传销犯罪。本案虽然传销性质恶劣,但无论是从层级和传销人数,还是从数额、社会危害后果上与构成犯罪之间尚有差距,难以认定构成犯罪。

其次,当事人的具体行为符合介绍传销违法行为构成要件。

我们明确了本案只是一般违法行为,但当事人的违法行为到底是“组织、领导传销违法行为”还是“介绍传销活动违法行为”?很显然,“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违法行为”和“介绍传销活动违法行为”是两种性质迥异、社会危害程度不同、行政处罚幅度差异很大的违法行为,准确认定这一违法行为性质具有重要意义。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公安部于2013年11月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公通字〔2013〕37号)指出:“下列人员可以认定为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在传销活动中起发起、策划、操纵作用的人员;在传销活动中承担管理、协调等职责的人员;在传销活动中承担宣传、培训等职责的人员;曾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刑事处罚,或者一年以内因组织、领导传销活动受过行政处罚,又直接或者间接发展参与传销活动人员在十五人以上且层级在三级以上的人员;其他对传销活动的实施、传销组织的建立、扩大等起关键作用的人员。”笔者认为,这里所指“传销活动组织者、领导者”的认定不仅适用于刑事案件,而且考虑到具体行政行为必须要依法接受司法机关的审查和监督,所以上述意见对行政案件的调查处理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那么,本案当事人是否符合上述“传销活动的组织者、领导者”的构成条件?笔者认为,本案中当事人的具体行为不能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违法行为,理由如下:首先,当事人汤某只是“江阴星辰集团直销项目”传销组织中的一名普通成员,其介绍下线及其间接下线从事传销活动是按照该组织的统一规定和要求进行的。每一个被蛊惑参加的成员都在极力引诱、鼓动、介绍他人参与,只不过当事人汤某最终成功地介绍了下线及间接下线参与传销活动,并获取了收益(违法所得),而大多数成员没有介绍成功而已。但这只能是当事人汤某与普通传销成员的区别,而不能作为汤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违法行为”的依据,当事人汤某在“江阴星辰集团直销项目”传销组织设立和发展过程中从来没有具有组织、领导相关活动的地位与权力,也没有能力、机会决定、参与该组织任何传销活动的决策、指挥;其次,当事人与其介绍参加的下线及其间接下线不是作为一个团体参与到“江阴星辰集团直销项目”传销活动中,他们都是作为个体平等参与到传销组织活动中,参与过程中互相并无指挥或隶属关系,当事人也没有违反相应的“传销规则”占有下线及其间接下线的应得“利润”,在其下线及其间接下线参加“江阴星辰集团直销项目”传销活动过程中当事人仅仅是起了介绍他人参与的中介作用,并未对其下线及其间接下线参加传销活动产生指挥、领导、诱骗及胁迫作用。所以说,当事人不符合传销活动组织者、领导者的相关特征,其行为也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违法行为。

传销类型违法行为中既有组织、领导传销活动违法行为,也有介绍他人参与传销活动违法行为和传销活动违法行为,行政执法部门查处传销活动违法行为时需要按照相应的具体违法构成将违法行为准确定性。本案当事人汤某在加入传销组织后主动参与,多方努力、积极介绍他人成为下线成员,共同参加“江阴星辰集团直销项目”组织的传销活动,构成了禁止传销条例二十四条第二款所指称“介绍他人参加传销活动”的违法行为。

根据《禁止传销条例》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组织策划传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非法财物,没收违法所得,处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介绍、诱骗、胁迫他人参加传销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非法财物,没收违法所得,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违法行为的具体性质不同,处罚幅度的差别也很大,违法当事人实施了违法行为,当然需要追究其行政违法责任,但“过罚相当”的行政处罚原则意味着当事人只需承担有限责任而非无限责任。作为行政执法机关,既要保证严格执法、彰显法律的尊严,同时也要承认、尊重和保护违法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作者单位:江苏省淮安市清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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